印刷术背后的文化史：作为批评的考证

　　考证，常被视为文史研究中寻获真相的最基本方法，不过运用得当的话，它有时也可以成为有力的批评，借以让人反思旧有的方法和观念。读完《中国印刷史研究》，给我印象更深的，与其说是他以狮子搏兔之力考证得出的结论，倒不如说是他在考证过程中展现出的对旧有学说及其方法论的犀利批评。就此而言，本书不应被仅仅视为“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倒不如看作是对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批评，只不过选择了中国印刷史作为切入口。

　　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仅仅是对这种科学技术发明或其社会传播过程的客观论述，因为长久以来，“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一直是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无人敢于质疑这一神主牌，相反，正如在其它诸多科技发明的论述中时常见到的那样，国内学者通常会习惯性地加上一句“比西方早了若干年”这一短语来增强我们一度受损的自信心。

　　由于结论已经预设好，因此人们常常无暇去仔细推敲每个细节证据，稍有一点能和预设结论相联的资料，都被迫不及待地拿来作为支撑那个庞大架构的材料。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bias），即当你相信一个事物之后，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一信念的信息。这有时还会导致一种奇怪的现象，就像在西方学者质疑“马可·波罗究竟是否到过中国”（更多是为了通过这一设问来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时，为这位信口开河的意大利探险家竭力辩护的却是中国人，原因恐怕或多或少是因为他已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那他就非到过中国不可。印刷术研究也不例外，一如书中所言，“在研究印刷术起源问题时，有相当一批人都是以捍卫中国人的发明权作为研究目的”。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吴鲁旺（Den-nisH.Wrong）曾说的，脱离了问题，答案是没有意义的。但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太过注重“答案”而很少去想“问题”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于论证的过程也是走过场，因为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这在学术研究中造成了一系列遗留至今的问题，诸如：先入为主的预判或“定调”；想当然的设想、推导，而忽略逻辑论证；乐于采信符合自己预期的薄弱证据乃至错误论证，但忽视或淡化对自己结论不利的证据；采纳不够可信的第二手、第三手文献，甚至将明知已被证伪的材料仍用作论据，只因这些有利于推导出自己的结论；只看孤证，而不顾及深远的历史驱动力及其逻辑性；急于自树新见，而缺乏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甚至在遭遇质疑后仍各执己见……凡此等等，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都可找到。辛德勇先生在书中多次强调受“正规文史训练”的重要性，但这些问题的根源或许更可能是思维定式，以及国内文史训练注重解读材料而偏废纯理性的逻辑思辨。

　　书中关于铜活字的考证在这方面可谓典范。辛氏以扎实的文史功底，证明所谓明代铜活字印书，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可靠记载，“事实上根本无法认证它的存在”，而我们理应承认朝鲜在活字印刷上比中国先进。在此，他详细辨析了古籍中“活字铜板”、“铜板活字”和“铜板”等记载，主张这只能解读为是“活字印本在印制时采用了铜质版片来承放字钉，而根本没有涉及字钉的材质；据此推定的所谓明铜活字印本，当然完全不能成立”。在此，考证在摧破旧说的过程中，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批评方法。

　　在以往对这类发明权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不自觉的倾向，即“越早越好”。尽管这有时也是与学者们对材料的不同解读所致，但恐怕也是这种心态才促使人们去相信一些不可靠的孤证。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辛德勇反复强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种预设的研究结论，或是某种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往往会对客观分析史料，合理审视历史事实，造成严重伤害”、“历史的发展，是有正常伦次的。文献记载若是严重背戾这样的伦次，就要反过来审视这一文献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解释出现了差误”，同时，他秉持一种严格的实证主义方法，摒弃那些“想当然的猜想”。这样，他通过对文献材料的缜密考证和推断，证明早期的石刻拓印技术、隋代的所谓“摸书”、张秀民主张的唐代贞观年间即发明雕版印刷的观点，以及一些学者将唐代元稹文章中提到的“模勒”视为雕版印刷的看法，都是孤立而不可信的。

　　这背后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任何重大发明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在生成的过程中会留下许多“痕迹”。印刷术不是“一项”技术，而是在许多项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旧元素的新组合”才得以演化出来的。这其中至少包括：木石或金属材料上雕刻文字、供印刷用的纸张或绢布、印泥（墨），但最重要的，则是发明这一技术的那个社会的内在驱动力，简言之，人们为什么要发明它？

　　这无疑是个重大问题，但也同样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那些试图捍卫中国对印刷术发明权的学者们来说，常惯于将钤盖印章和制作碑石拓片视为印刷术的“先驱”。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很多学者还因受政治环境影响，而将印刷术的起源归为“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强调这是由庶民需求的通俗文学或日常生产生活实用印刷品推动产生的。但辛德勇认为，这都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用印玺“印纸”与用雕版来“印刷”，看似接近，却不是一回事，因为中国的印信是用作信用凭证而非出于广泛流布的目的制作的材料；相反，他认为只有佛教密宗信仰那种“大量制作经文来念诵供养，以获得功德福报”的观念，才是雕版印刷产生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不仅如此，他进而认为，“中国的印刷术，是在印度捺印佛像技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换句话来说，即印刷术源出于印度”，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印度在约7世纪中叶出现的捺印方法。

　　这样看来，印刷术仅仅是在输入中国之后遇到了更适合的社会土壤而获得大发展，但本身并非产生于中国社会，一如活字印刷源于中国而在西欧发扬光大。不过，在此需要讨论的一点是：“印刷术”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在迄今未曾见到印度有早期印刷品出土的情况下，印度那样捺印于沙或绢纸是否可算作是成形的印刷术？打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汽车的发明者一般公认是德国人卡尔·本茨，但组成汽车的关键部件如轮子、轮胎等根本就不是德国人发明的，在他之前也有英法等国科学家的实验和设想，甚至内燃机和四冲程工作循环原理也都别人发明或提出的，本茨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制出第一台二冲程试验性发动机，最后将一辆三轮机动车申请专利而被视为汽车的发明者。甚至被视为西方印刷术发明者的古腾堡，现代学者也发现他仅是把原有熟悉的技术转化为一套新程序，并首先将之做成一项产业而已。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也不为过。

　　事实是，由于印度长期不能自行造纸，印刷术从未在古代印度盛行过。在此我们可以补充东南亚地区和藏区的状况：在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地区，古代使用的是不适合印刷而只能手抄的贝叶经；而藏区虽盛行密宗，但强调的是师徒口传而非印经的传统，加之缺少木材等原料，藏区的印刷术（如德格印经院）是很迟才由汉地输入的。更进一步说，印刷术所需要的广泛读写能力，恐怕本身是与印度这样森严的等级社会不相容的。凡此均可证明印刷术难以、或竟不可能在当地社会条件下自发产生并扎根发展。

　　或许可以说，这些意味着，辛德勇先生在设想中仍假定了有单一的真相存在并可去探究。正因此，他最终将发明权归于印度，至于由这单一起源中心向外扩散的传播，他大胆推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王玄策和义净将其传入中国的”。然而麻烦之处，这一传播路径的推测没有任何文献可资证明；同时，也与他引证的季羡林观点矛盾：季氏确认：直至王玄策和义净入印，当地都只是从域外输入纸张，无法普遍使用纸张作为书写载体，“从而也就无法在印度当地引发印刷技术”。或许更可取的方法是：既然这一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社会过程，我们不如反过来去讨论促使它得以诞生的那些最适合社会条件——当然，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思中国为何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却始终未能发展它。

　　顺便说一句，辛德勇先生在书中不仅考证缜密，且持论辛辣犀利无比，批评前人治学之失时绝不留情面，而以“求真”为唯一目标。他多次强调“即使是天大的权威，也不会屈从”，也无人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所有学者和公民”为学术研究下定论。有时似不无反应过激之嫌。不过无论如何，对国内学界而言，这样的狮子吼恐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